清源山摩崖石刻。

　　泉州的神气在海，更在山。

　　清源山距泉州城其实不足五里。一进山门，便有蝴蝶翩翩，古榕遮日，清气逼人。仙境原来离城这么近!通幽道上，孔子问道于老子：“今日晏闲，敢问至道。”前往老君岩道旁的这一组雕塑，让入山的人不禁先敛起骄气傲气，所谓“望峰息心”。

　　西街可能是泉州城最老的街道，开元寺双塔是最醒目的地标。以开元寺为起点，西街西段蜿蜒通向十几里外的丰州古城;东段则通往传说建于西晋的白云观，也就是今天的泉州元妙观。

　　泉州有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三国两晋时期，衣冠避乱南渡。泉州城西九日山下的丰州一带，是移民最早的栖居地。考古学家在这里抢救挖掘的六朝墓中，装饰着丰富的人物、乐器纹饰的墓砖、青瓷茶具，无不讲述着魏晋风流。由于泉州在山海之间，海路交通自然十分重要。唐到元代，泉州逐渐成长为一大港口，马可波罗游记中描写过一个香料堆积如山，帆船遮天蔽日的刺桐港，是无数商人梦寐以求之地。世易时移，今天的泉州更像老子告诫的“良贾深藏若虚”，内敛而含蓄。

　　或许是因为移民心中藏着对中原的记忆，来到泉州，异乡人被问的第一个问题可能是“你是哪里人?”两三个字的地名背后，是一个地方的历史和威仪。只要报上姓氏和家乡那古老的地名，你便被编织进一个活着的脉络，你所属的姓氏，所属的地方，在每句话和行动后面拖着它们长长的影子。

　　颜先生祖先自江西迁入泉州，对祖屋所在的东街街区历史了若指掌。

　　乡土情结也许是过于单薄的四个字。在这里，每个人都有自己所属的姓氏，每个姓氏有自己的记忆。泉州的图书馆、博物馆把家谱当作重要而常用的一类收藏，泉南的晋江图书馆还制作了所藏家谱的全文数据库——因为浏览查询的需求真实存在。一册典型的家谱，在序列和生平之外，还会记载进入家族中的每一位女性来自哪块土地，离乡的男丁又播迁在何方。“开枝散叶”是对播迁的期望，也是重要人生成就，“枝”、“叶”暗示着根系的存在，根系在哪方土地，又由家谱、建筑和坟墓标示出来。

　　谱，提供着连续的记忆，又收容了每一个名字。一支精心制作的谱，可以将先人和今人，将天各一方的人织进一个松散却活跃的网络之中。如果族谱部分丢失，或许可以找海外藏本对照补充;如果仪式中断，可以到传承有序的同姓祠堂重新学习接续。祭祀、谱系和相互间的义务，连结着一个个共同体。

　　鲤城区南门附近的富美宫始建于明，主祀西汉名臣萧太傅，配祀文武尊王及王爷二十四尊。

　　家族有祖厝、宗祠、家庙，地方有境主庙、铺主庙、都宫。这些依然生长在泉州土地上，近三十年中被恢复或新建的祭祀建筑，为一方土地一方人铭记着历史。乾隆年间的《泉州府志》记载泉州城内分四隅、三十六铺、七十二境。20世纪80年代，泉州民俗专家陈垂成、林胜利通过文献、踏勘、访问，记录下这泉州特有的铺境体系，在东南西北四隅，总分布有三十六铺，铺以下又有境，许多小庙分布其间，有些是境庙，有些是铺庙。今天，许多面宽仅一间的小庙已从居委会或工厂用途中恢复，墙壁上石碑或题刻，讲述着不同时间节点留下的宫庙历史。

　　广灵境的万仙妃宫或许是有记载的最早宫庙之一，可以追溯至五代闽国，而更多宫庙中奉祀的是南宋成神的法师和异人。在时间的长河里，神明仿佛过往城中那些繁荣时代的影子，荫庇着往后岁月中的人。

　　泉州石狮永宁镇龙溪新村，高甲戏演出前的后台。请神、踩街、法会、酬神……持续多日的庆祝活动伴随着强烈的仪式感，嵌入日常的生活之中。

　　宫庙不仅仅是社区记忆的中心。书法、文学、雕刻、绘画、音乐、戏剧，一座宫庙无愧于一个小小的艺术中心。不知是神明热爱艺术，还是神明让人们与艺术之间建立起丰富的情感联系。泉州城中不下百位神明，里中居民集资为之请戏是日常功课。每逢神明生日临近，宫庙门口就会贴出红纸预报演戏安排，同时公布筹资和花销的细节。神明生日分布在一年中不同时间，爱戏的泉州人总有看不完的戏，高甲戏、南音，有时还有木偶戏、芗剧、打城戏。

　　农历六月二十四日，石狮永宁镇龙溪新村龙源寺关圣夫子诣山西进香回驾活动。

　　宫庙也与地方社会有着直接而密切的联系。宫庙门前的灯笼上往往写着“合境平安”。对“平安”的祈求，暗示了深层的不确定性和恐惧。古时候，在人口密集的城市中，洪水、瘟疫都是常见的记忆。人口的聚集往往伴随着高度的竞争，在泉州，竞争是个人性的，更是群体性的。泉州城西南的晋江边，有石碑记载着清代两“境”之间的码头之争，官员的裁决清晰划定了两境的码头分别装卸特定来源、特定品种的货品。可是，一旦现实中有违背，则两境的争斗在所难免。在老人们的印象中，宫庙娱神的舞狮、舞龙，也隐喻了泉州不同地方力量之间的对峙。越是竞争，越需要处理错综复杂的内部和外部问题。这时，儒、释、道都成为可以援引、借鉴的精神资源。所以我们在宫庙中有时会看到儒生提写的对联和匾额，包含了对这片土地和历史的赞美;有时会看到观音大士，看到普度的慈悲;有时我们会遇到道士，为社区重新缔结人与天的关系。

　　洛阳桥原名万安桥，始建于北宋皇祐五年(1053)。桥中亭附近遗存许多历代碑刻，记载着这座中国现存最古跨海石桥的过往。如今洛阳江畔逐渐高楼林立，但古桥仍在，功能犹存。

　　明末作为传统反叛者而闻名的学者李贽，出生于泉州一个有海洋贸易渊源的家庭。他曾毫不犹豫地称赞潮州籍海贼林道乾的才识与胆气，说他胜过终日推究君子小人的朝中官员：“夫国家多难，羽檄旁午，匪才弗达。上下多危，萧墙交构，匪才弗定。丑虏窥伺，内猜外疑，匪才弗靖。奸雄僭窃，彼甲此乙，匪才弗协。”

　　充满风险与机遇的社会注重实效，胜过区分君子小人。历史的发展神奇地展开了李贽的预言：在李贽身后几十年，当明王朝在起义军和南下的清兵前渐渐崩坏，源自泉州的郑氏海上集团在南明历史中担当起重要使命。

　　曾经控制从菲律宾马尼拉到日本的贸易网络的郑芝龙海上集团，生动地说明了中国南海的海上贸易并未在郑和下西洋之后归于沉寂。至少，它仍然与闽南地区有着深刻的联系。

　　海商、海贼亦或将领，身份在时势中快速转换，这转换与时势有关，又与泉州在明代文化的兴盛密不可分。有明一代，泉州府进士人数与福州、莆田持平，尤其在弘治以后，人才集中涌现。在泉州和南京接受教育的郑成功， 与清廷对峙十六年后，壮年病逝，连康熙也挽之：“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

　　金鱼巷26号以石雕和木雕精美闻名，堂屋中供奉祖先的龛楣雕饰令人浮想联翩。无论古宅新屋，泉州人总会为祖先留一处位置，姓氏连接着家族的专属记忆。

　　紧随着明后期繁荣而来的，是大量的向外移民和清初的迁海。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伴随着地方各种力量的消长、复杂的情感和激烈的冲突。今日怀想清-郑战争，可以感到在拉锯和对峙的岁月中，不只是个人，许多家族都不得不选择一方立场，并承受此后的代价。今天在泉州地区讲述历史的抄本中，仍不时可见将每个地名与抗清事迹联系起来的表达，而在民间信仰的宫庙中，也常常可见对宋时忠烈的纪念。

　　泉州仿佛有比其他地方更强的记录和讲述自身历史的能力。历史在这里不仅仅是一种过去的存在，而是通过家族和庙宇的祭祀活动，与每个人缔结了血肉的关系。透过这片土地上丰富多彩的对南宋、南明的讲述，我感受到的是民间未曾失落过的文化自信。

　　泉州南音古朴优雅，民间曲社多达数百家。泉州府文庙广场的一座古厝内，每晚都有南音演出，专业演员和票友均可登台，“丝竹相和，执节者歌”。

　　康有为曾言：“数千年之文教，不能以数十年之贫弱屈也。”泉州的妙处，在于它不曾有这种贫弱而屈的感受，也从未退居“世界”文化的边缘。在近世中国遭遇外来冲击，朝野争论“中体西用”时，泉州人凭借纵横的海内外贸易和移民网络，仍在不断向外拓展市场的边界，维系着蓬勃的商业组织网络。而在这个使用方言的商业世界网络中，泉州城是一个重要的精神中心。厦门大学国学院的教授们在上个世纪20年代访问泉州时，还很难找到几位会讲官话的读书人。可是方言的环境，毫不妨碍书法、南音等人文艺术在泉州乡野间传承与发展的自在。

　　在泉州古城，我有缘得见一本从菲律宾流传回来的南音曲谱，羊皮封面，秀丽的字迹记录下它是在民国时抄自泉州城中“老范志”大厝的吴氏家族。复杂的记谱系统、考究的乐器、精致而苛刻的批评，都标定了传承的难度。可是另一方面，家族与庙宇的仪式中，祭祀或酬神的场合常有南音，足见土壤之丰厚。在泉州，常令我惊讶的是“俗”的土壤滋养着“雅”，“雅”又无处不在得以化俗。曲高和寡本不奇怪，可若能曲高而和者众，一定是因为这里有着值得珍惜的生态环境。

　　阿真(右)和她的朋友们在古榕巷“真水闲院”中喝茶。七年来，她在西街先后租下七个院子，改成茶社、书店、客栈、酒馆等不同样态的公共空间，推广本土文化，为老宅注入新的活力。

　　我讲述的并不是“宗教博物馆”所指向的那个曾经的宋元港口。宋元的富庶已化为遍布这城市各个角落的古迹与艺术，又化作隐藏的审美趣味。置身泉州，便身在历史之流与生动的文化脉络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