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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炮与商船:闽商、东南亚与明清之际东西方技术交流

发布时间:2019-06-28 阅读量:13805 作者:邹挺超

公元1626年,努尔哈赤率领后金军队包围了宁远城,著名的宁远之战就此爆发。

战胜后金军队的功臣袁崇焕,在战后列举守城各人功劳时,特别提到,主持城池“西南二面西洋炮”的家人罗立。此前,他在塘报中也提到,“本道家人罗立,素习其法(指大炮),先装放之,杀贼数十人。”

这位立下功劳的罗立,在《明史》中称他是“闽卒”,大白话就是福建的兵。袁崇焕曾任过福建邵武令,他身边带着福建家丁并不出奇。

在当时,西洋大炮的放法,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掌握的,主持宁远城池东北二面西洋炮的都司佥书彭簮古,就曾受过葡萄牙人培训。而按照宁远之战的另一位亲历者——当时在袁崇焕幕府的沈弘之的说法,彭簪古“亦不知放法”,所幸“袁崇焕庖人(厨师)罗立能之”。

一个福建来的普通士兵——甚至按照沈弘之的说法,他只是个厨师——何以能够“素习”西洋大炮的放法?

东南亚,欧亚十字路口

这还要从福建与东南亚说起。

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曾将中国、印度、伊斯兰列为前近代时期远东三大“经济世界”。这三大经济世界交汇的枢纽之一就是东南亚。在古代,西起欧洲的海上商路,由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中介,就是通过东南亚抵达中国沿海的广东、福建。

而在16—17世纪,随着东南亚旧有的贸易港口被欧洲人占领(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1571年,西班牙人占领马尼拉),东南亚一跃而成为欧亚各国直接接触的“十字路口”。

此时,约当中国明朝的正德年间。尽管明朝颁布了海禁政策,但东南沿海,尤其是福建、广东、浙江一带的商民出海经商的势头依然挡不住。早在明初,跟随郑和下西洋的翻译马欢,在他所著的《瀛涯胜览》中,就提到在今天的印尼有许多广东人和漳州人。正德以后,随着西方人在东南亚的殖民活动,福建、广东、浙江成为明朝与东南亚的西方殖民者贸易的中心。

那一时期,漳州月港取代泉州,成为福建人突破海禁、出洋通商的据点。嘉靖年间,明朝政府在月港设立“靖海馆”,此后又改为“海防馆”。隆庆元年(1567年),月港“准贩东西洋”,算是正式取得与东南亚贸易的官方许可。尤其是在吕宋(今菲律宾)马尼拉,福建人等中国海商与西班牙殖民者贸易,形成了著名的大帆船贸易路线。

佛朗机与福建

福建海商在东南亚的活动,也将西方火炮等军事技术带入中国。在当时的福建,有不少使用西方火炮技术的例子。

正德五年(1510年)九月,“汀漳流盗”攻打仙游县城,仙游人魏升与典史黄珍“以佛郎机炮百余攻之”。

正德十四年(1519年),王守仁平定宁王之乱的战役中,已退休的兵部尚书林俊,在家乡莆田制作了佛朗机模型,连同火药方派人送交王守仁。尽管送达之时宁王已经就擒,但王守仁还是特别写了《书佛朗机遗事》,以纪其事。

根据清代顺治年间仙游知县侯绍歧辑录的《金沙魏将军壮烈志》,林俊曾给魏升写过悼诗,而这份材料也提到魏升使用佛朗机的许多事迹。可以推断,林俊的相关知识可能来自魏升。

这些史料所提到的佛朗机,是葡萄牙船只使用的火炮。16世纪初,正是葡萄牙势力向亚洲渗透的时期,而同一时期,福建人已经开始仿制使用葡萄牙海船上的武器了。

万历年间,努尔哈赤攻打辽阳,京师震动,兵部尚书、福建晋江人黄克缵,在福建同安募集能造“吕宋大铜炮”的工匠十四人,铸炮30门送往辽东。这些工匠的知识与技术,极有可能来自从事菲律宾贸易的海商。

有这样的传承,身为“闽卒”的罗立能够熟练使用西方火炮,就并不出奇了。

闽商与军事科技传播

通过来往于福建和东南亚的海商得以传播的,还有西方的防御工事建筑技术。

沈弘之提到这样一段事迹:万历三十二三年间(1604—1605年),一位名叫伍继彩的人,曾经在吕宋看到马尼拉东门“铳城”,他寻觅到能造大铳的工匠——福建人李氏父子,设法偷运他们回国。当时,徐光启在京任官,与其相识,此后又从西洋人利玛窦那里“得其说,益讲明之”。“四十七年,徐公以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练兵,招继彩至,议欲铸大铳,令访李姓者。继彩往一年不返。”徐光启致信福建巡抚催促,结果李姓父子已经带着六个工匠到了北京,可惜由于徐光启卸任未果。

而徐光启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九月的奏疏中也称“福建监生伍继彩自言同乡有能造海洋极大铳炮者”,希望令其马上前来,“听候委用”。

虽然这里只提到制造大炮的事情,但根据沈弘之的说法,我们可以推断,伍继彩和徐光启之间的交流可能也包括铳城在内。徐光启自己也曾提到“西洋诸国所谓铳城……闽广商民亦能言之”,可见他确实曾从福建广东“商民”那里听过。

从伍继彩拥有船只,可以出洋来看,他应该也是到菲律宾贸易的商人。

乾隆年间修的漳州《海澄县志》,在提及海澄县城的沿革演变时,记载了明朝天启二年(1622年)海澄为了防备“红夷”(荷兰人)修筑大泥铳城等事。可见,铳城在当时的闽南已经使用。

在那一时期,除了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福建等南中国沿海的海商,也是火炮、铳城等西方军事技术及其相关知识在华传播的一条渠道。

此后,在明清之际著名的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其舰队中有大量的“夷舰”“夷炮”。美国学者欧阳泰(Tonio Andrade)对收复台湾的郑成功与荷兰双方部队进行对比研究后指出,郑芝龙采用荷兰科技,打造了一支新的舰队。不逊于荷兰的火炮,融合中式帆船与欧式炮门,加上中国传统就有的排枪射击,是郑成功得以战胜荷兰的重要因素。郑氏为代表的海商可以说紧跟当时世界军事科技的前沿。

商路自古以来就是知识、信息与技术传播的一条重要路径。明清之际,正值世界历史上的早期全球化时期,知识与技术的跨境传播,互联互通、互学互鉴,正是全球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无论是陆上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都曾经是东西方知识与技术、文化与信息交汇融合的路径。

明清之际的闽商,借由东南亚的贸易路线,站在了东西方技术交流的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