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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南洋,就没有今日厦门

发布时间:2018-10-08 阅读量:577  

闽商杂志-闽商网讯(邹挺超)尽管海外贸易起起落落,但是从明清以来厦门与东南亚的密切联系,也造就了近代以来推动厦门城市发展最有力的一群人——华侨。


从海防据点到贸易中心

厦门这个名称,最早见于史册,应该是在明朝洪武年间。

当时,明太祖朱元璋为了防备倭寇,派江夏侯周德兴到东南沿海设置巡检司和卫所。闽南永宁卫中左二所,就设置在厦门岛上。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周德兴在此筑城,这就是厦门城。

周德兴之所以选择在这里建城,或许是因为厦门地理位置真的太重要了。清道光年间周凯的《厦门志》说这里“处泉漳之交,扼台湾之要,为东南门户,十闽之保障,海疆之要区”。对于明初海疆形势来说,厦门首先是作为海防要塞来使用的。

然而厦门注定不会固守海防据点的“角色”,这里是天然良港:海岸线长达234公里,12米以上深水岸线43公里,港域面积275平方公里,港阔水深,不冻不淤,避风条件又好。18世纪初的法国人霍尔德曾称赞它是“世界上最好的港口之一”,用他的话来形容,厦门港可以“容纳数千艘船舶”,“最大的船舶亦可直抵岸边,相当安全地停在那里”。

有着这样的潜质,明代中叶以后,这里成为通贩东西洋的漳州月港的外围港就不出奇了。那时,厦门与菲律宾、日本长崎等地的贸易往来十分繁荣,成为漳厦地区出洋商船盘验放行的关口和华侨出洋的门户之一。1516年,葡萄牙商船还曾到厦门港外的浯屿开展贸易,这也是历史上厦门与西方国家进行贸易的首次记录。

明末清初,郑芝龙、郑成功父子以厦门、安平、漳州为据点,漳州货物主要通过厦门进出,由此厦门成为郑氏父子贸易进出的主要口岸。

此后,郑芝龙降清,不愿降清的郑成功,以厦门、金门为根据地展开抗清斗争。清政府为了遏制郑成功,推行“海禁”“迁界”。

讽刺的是,这一海禁政策却意外地成就了厦门崛起:由于东南沿海港口都受海禁影响,郑成功占据的厦门反而成为唯一能够进行海外贸易的出口。

1646—1658年间,郑成功以厦门为基地,维持着庞大的贸易船队。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当时,郑氏经营的海外贸易,采取五大商的组织形式,由总部设在杭州及其附近的金、木、水、火、土陆路五商负责采购各种货物,运到厦门,由在这里的仁、义、礼、智、信海路五商装运出洋。郑氏的主要贸易对象,是日本和柬埔寨、暹罗(今泰国)、北大年(今泰国西南部港口)、马六甲、吕宋(菲律宾)等,其中尤以日本和暹罗最为密切。

在郑成功时期,形成了厦门—南洋各地—日本—厦门的三角航线,中国货物从厦门运往南洋,换成香料后运往日本,换取金银或军需运回厦门。郑成功死后,其子郑经,还曾允许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厦门设立商馆,购买中国丝绸运往英国。

叙述郑氏父子的史料《伪郑逸事》中说:郑成功以“海外岛屿”,养兵十余万,财用不匮,靠的就是“通洋之利”。尽管清政府海禁森严,然而沿海“商贾垄断,厚赂守口官兵,潜通郑氏,以达厦门,然后通贩各国”,形成了“凡中国各货,海外人皆仰资郑氏,于是通洋之利,惟郑氏独操之”的局面。

郑家父子37年的苦心经营,让厦门从一个海防据点,演变成为东南沿海重要的贸易中心。


海禁挡不住闽南人,还成就了厦门

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政府平定郑氏政权后,开放海禁,陆续在东南沿海设立粤、闽、江、浙四海关。其中,厦门是闽海关正口。按照周凯在《厦门志》中的形容,当时的厦门是“人民商贾,番船辏集,等诸郡县。市井繁华,乡村绣错,不减通都大邑之风”。

《厦门志》还显示,海禁开放以后,厦门国内国外贸易都在发展。国内是“北至宁波、上海、天津、锦州, 南至粤东,对渡台湾,一岁往来数次”。国外则延续了郑氏父子时期,与日本、英国及东南亚各国都有往来。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清政府实施南洋禁航令,禁止中国船只前往东南亚贸易,不过,禁令挡不住民间偷偷进行的私人海外贸易,十年之后,雍正五年(1727年),禁令也正式取消了。此时,清政府再次帮了厦门一把,为了便于管理,干脆规定洋船只能在“厦门口出入”,其余各口不准收泊。

这下子,厦门倒成了唯一合法的与东南亚贸易的港口。这也成就了乾隆前期,厦门海上贸易的巅峰,据说,那时厦门“港中舳舻罗列,多至以万计”。

厦门港对外贸易的衰落,可以用一个网络流行词来形容:躺枪。

这还要从一个英国商人洪任辉说起。乾隆十九年(175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想在业务上有所突破,便指示职员洪任辉设法扩大贸易范围,开辟新的贸易港。这位老兄就在第二年(1755年)租用葡萄牙商人的商船,到了宁波。由于浙海关好多年没有外国人来贸易了,自然受到当地官员的欢迎,再加上浙海关关税比粤海关低,外国人当然都愿意往那边跑。结果导致广州贸易大受影响。据说,商船减少了一半有余,关税锐减。

两广总督自然不干,状告到皇帝那里。乾隆皇帝首先选择增加浙海关关税,然而,洪任辉也选择了告状,告粤海关官员贪污、刁难洋商,这却触怒了清政府。随后,就是广州一口通商的实施。这就是所谓的洪任辉事件。

尽管厦门风光不再,不过,清政府也没把事情做绝,还是允许来自菲律宾的西班牙船只到厦门贸易。个中原因,主要是西班牙船只带来的墨西哥银元,正能提供中国需要的白银,所以特别优待。

当时厦门出口的商品,以茶叶为最。据说在嘉庆、道光年间,一担茶叶在厦门价格为8元(西班牙元),运到爪哇后,价格要比在厦门多出200%—300%。这真算是暴利了。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清政府禁止从广州以外的港口出口茶叶,这给了厦门沉重的一击,茶叶贸易就此没落。

尽管海外贸易起起落落,但是从明清以来厦门与东南亚的密切联系,也造就了近代以来推动厦门城市发展最有力的一群人——华侨。


没有南洋,就没有今日厦门

“没有南洋,就没有今日厦门”。

1935年,一份名为《商业月报》的刊物上,有人如是写道。

1840年以后,厦门成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随后不久,外国人便来到厦门,展开了契约华工贸易。

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一段屈辱史,然而,这也是闽南华侨在东南亚的开拓史的一章。

根据学者戴一峰的统计,从1845年到1949年的百余年间,经由厦门移居海外的华侨总数达120多万,其中,在东南亚的闽南华侨占到总数的95%。

作为华侨进出口岸,首先兴起的是厦门的航运业。尽管这一行业被外国人的轮船公司垄断,但还是有不少华侨投身这一领域。如菲律宾华侨吴云择的“福记轮船公司”,吴汇祝、吴安禄等的“安记轮船公司”等,就连著名侨领陈嘉庚,也和另一位侨领李光前等在1947年合办了“华侨航业股份有限公司”。

在众多华商轮船公司中,由新加坡华侨林秉祥开办的和丰轮船公司,曾经打入外国人轮船公司的势力圈。以“中国人要坐中国船”相号召,和丰受到不少华侨的欢迎,也由此成为近代厦门经营时间最长、最成功的一家。

尽管厦门的出口贸易曾经一度衰落,但是随着南洋华侨的增多,对家乡商品的需求,也继续支撑着厦门的贸易。按照当时厦门海关的报告,福建的茶、糖、陶器、铁器、伞、纸、烟丝、面线等,经厦门大量出口到海峡殖民地(英国在马六甲海峡的殖民地)、暹罗、西贡和菲律宾。“这些地方,居住着从本地区迁移去的成千上万的中国人。”

近代厦门涌现出的企业,如有名的淘化大同,由吉隆坡华侨杨格非创立的淘化公司,以及他后来与陈嘉庚合办的大同公司合并而成,其生产的罐头,主要就是面向海外华侨消费市场,销路遍及东南亚各地。还有由海外华侨创办的民生布厂,除了销售本地,也往南洋华侨推销。

而闽南华侨的侨汇,不仅成为国内亲属的主要收入来源,更支撑着厦门的商业。依照外国人雷麦的观察,20世纪30年代厦门的经济命脉,几乎都寄托在华侨汇款上面。

数额巨大的侨汇(据不完全统计,从1871年—1949年,侨汇总数达15.3亿元)涌入厦门,也促成了金融业的发达。民国时期,由海外华侨创办或参股的银行在厦门十分兴盛。由三大华资银行合并成的新加坡华侨银行,侨领黄奕住与李清泉等人合办的中兴银行(菲律宾),黄奕住与兄弟黄奕伦、长子黄钦书、银行家胡筠等合办的中南银行(上海)都在厦门设立分行。


“花园城市”序幕拉开

近代华侨在厦门的投资,除了航运、金融以及少量与消费相关的制造业外,最大宗的投资还是城市建设,包括电灯、电话等公用事业,房地产以及交通等。

厦门本来是海防据点,城池狭小,由于海外贸易的发达,城市空间也逐渐向城墙外,尤其是西南部拓展。鸦片战争以后,英国人在厦门设立租界,此后,鼓浪屿又成为外国人的公共租界。不过,就城市建设而言,除了英租界和鼓浪屿,其他地方并没有什么起色。

直到20世纪20年代初,厦门还被外国轮船的水手称为“世界上最脏的两座城市之一”。

1919年,厦门总商会中的知名商人林尔嘉、黄奕住、洪鸿儒等倡议开山填海、填池、填河,进行城区改造建设。他们还推动成立“市政会”,由总商会等团体推选代表组成,会所设在总商会,负责市政工程的审议和筹款。

1920年,厦门市政会成立,第一届正副会长为林尔嘉、黄世金(黄庆元)。这年12月,厦门第一条近代化的新马路——开元路——开始兴建。厦门大规模城市建设就此拉开序幕。

市政会的首任会长林尔嘉,祖籍福建龙溪,出生于台北,甲午战争以后,他和父亲毅然放弃在台湾的庞大家业,来到厦门,成为厦门当地著名的商人。1907年,他创办厦门电话公司,后来由黄奕住接手,成为近代厦门三大公用事业之一。

而黄奕住,祖籍福建南安,是印尼侨商,有“印尼糖王”之称。1919年因不满印尼荷兰殖民当局的歧视政策,携家带口回国,定居鼓浪屿。除了发起市政建设,他还创办了厦门自来水公司。

由于厦门岛面海多山,改造工程多需开山填海、填河,市政机构便将新土地出售,所得款项作为工程费用。新开发的土地,前后出售近2000万银元,全部投入市政工程。而随着马路建设,地价也跟着升值,实现了资本的良性循环。

黄奕住便曾在码头附近购买大片海滩,填地建房,开辟一条街道——日兴街,在街道两侧盖起了一排二层楼房出租。据统计,仅黄奕住经营的“黄聚德堂”在厦门和鼓浪屿投资的房地产就达200多万元,拥有大小房屋160栋,建筑面积4.1万多平方米。

随着厦门市政建设的推进,房地产市场也在不断升温,也吸引了更多侨商。1924年,另一位著名侨领李清泉出任“闽侨救乡会”会长,他提出了“建设新福建”的口号,三年后,他和自己的三叔李昭北合资成立了李岷兴置业有限公司,投资190万银元,在厦门开发房地产。他认为,要使厦门成为现代城市,必须建立码头和商业大厦。

今天面对鼓浪屿的厦门第一码头直至太古码头一带,当时还是一片烂泥滩,轮船无法靠岸,上下旅客、装卸货物都只能靠小木船。李清泉投入巨资,在那里修筑海堤、建造码头,工程耗时近10年,海岸完工后,又建起9个码头,自此轮船可以靠岸。

据不完全统计,从1926年—1937年,厦门约有22家华侨、侨眷、归侨投资的房地产公司,全部都来自菲律宾、新加坡、越南、马来亚等东南亚国家。而另一份数据则是,近代华侨投资厦门的企业2668家中,投资房地产业的就达2145家。

20世纪30年代的厦门,私有楼房7000多户,10000多座,其中属华侨所有的就占3000多户,5000多座。华侨的大量参与,也令骑楼和外廊式建筑成为厦门建筑特色。当时华侨、富商建筑的房屋,多是外廊式,而沿街的商业建筑,多是商住兼具(底层商铺、上层住人)的骑楼建筑。这也成为今日厦门的一大特色。

据当时厦门市工务局统计,整个城市建设工程耗资约1330余万元,其中来自海外的投资占60%—70%。1937年,厦门海外华侨工会给福建省政府的咨文中就说:“厦岛自开辟马路,改良新市区,旅外华侨不惜以多年勤苦粒积之金钱,返国投资,重金购买地皮,建筑新式楼房,繁荣市区,提高厦岛地位。虽然(政府)提倡有方,倘非华侨热心桑梓,踊跃投资,则建设新厦门恐非易事。”

今天厦门“花园城市”的基础,便是那时侨商打下的。


余论

在福建历史上,泉州、漳州月港都曾相继成为海外贸易的中心港口。然而,清代以后,厦门终于从漳州的外围港一变而为中心,也由此奠定了它成为近代侨商聚集地的地位,侨商的反哺,也让厦门迅速摆脱了小城市的面貌,崛起成为东南沿海一大都会。

从地理位置上说,厦门地处九龙江出海口,是漳泉两地交会之处,有泉州、漳州作为腹地:一边是福建最大的平原——九龙江下游平原,物产丰富,另一边的则是有着悠久海外贸易历史的泉州。最重要的,是它本身便是天然良港。

它所缺少的,一直只是机会。而郑氏政权在这里的经营,以及此后清代将闽海关正口设在厦门,便是这样的机会。由此,厦门与东南亚的联系更加密切。

在泉州与月港繁华的时期,漳泉人早已习惯出海讨生活,与福州相比,闽南地方精英本身便没有什么排外意识,对外国人早已习惯。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开埠以后,福州官吏阻挠通商,而厦门的绅商则趁机搭上外国人的便车,发展自己的事业。

正是这些因素,促成了近代厦门成为华侨出国与归国的集散地,成为福建侨汇资金的集散中心。而华侨也就此成为推动那个时代厦门城市发展的主要力量。华侨的消费也带动了那一时期厦门商业以及棉布、食品等制造业的繁荣。闽南中心城市的地位,由此奠定。

不过,近代厦门的发展,依然有着不少制约,其中最大的制约,便是腹地太小。由于九龙江上游地形复杂,通航条件不好,使得厦门与闽西之间的经济联系一直不太紧密。而闽西借助更加便利的汀江,和广东潮州的关系更加紧密。尽管开埠后,运往潮州的一部分物产还是要到厦门集散,但是闽西的矿产资源等等,由于陆路运输的不便,并不能为厦门所用。

这一点,那一时期的华侨也见到了。1923年,黄奕住曾呼吁将铁路修到龙岩,为此他还专门聘请德国技师乘飞机沿线测量,并绘制详细蓝图,只是因为得不到当时政府的支持才不得不作罢。1926年,东南亚华侨组织“救乡会”,建议以已有的漳厦铁路为起点,修筑福建全省铁路,开发闽西矿藏,可惜受北伐战争影响告吹。

另一方面,厦门的机器工业也并没有起到反哺腹地的作用,它们的原料多取自外地,例如淘化大同的原料便多取自美国、温州等地,这也使得近代厦门对闽南工业的带动不足。

今天,厦漳泉大都市区的推进,让闽南金三角的互动与联系更加紧密,随着龙岩厦门交通的飞跃,厦门对闽西的带动也将越来越强。近代厦门的尴尬已成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