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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豪称和官员打交道太累 劝女儿考公务员(图)_闽商网

发布时间:2013-09-22 阅读量:4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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娃哈哈董事长宗庆后遇袭消息经警方最终证实后,围绕这位前中国首富的猜测并未停息。

 有关超级富豪的话题,总是能引来关注热潮。

 在这之前,一段据称宗庆后女儿宗馥莉接受媒体采访的话语也曾引发媒体的广泛讨论:“我觉得政府需要面对我们这一代,我们这一代人永远不可能像我老爸这一代一样。”据称,她还表示,有可能将娃哈哈搬到国外。

 在政商关系话题持续发酵的当下,这起袭击事件与“可能出走”的言词无不让人浮想联翩。

 其中,较具解读意义的,是诸如宗馥莉这样的家族企业接班人对于财富、接班、政商之道的理解。

 去年5月,中国青年报记者陶涛等人出版了《中国独二代调查报告》一书。其中将“富二代”定义为民营企业家“富一代”的子女们,多为70后、80后、90后,以继承为媒介继承上一代人的名声、财富和资源,承担着延续财富神话的家族使命。

 换用更加中性的名词,这就是“富二代”。这群在金子铺就的路上肆意奔跑的年轻人拥有优越的物质条件,大多接受过海外的教育,而他们与父辈的差异从生活经历、办事方式一直延伸到政商观、经营理念,无处不在。

 宗馥莉的一番话让不少人警觉,当民营企业经历代际传承,政府应该面对新的掌舵者—他们的受教育程度更高,思想更加开放、自由,但同时,对复杂的人情世故和政商关系无所适从。而因为改革停滞以及经济模式的落后、单一,他们的接班往往会遭遇各种难题,有的甚至危及企业的存续。

 不过,由于各种社会原因,这群人不愿主动站在聚光灯下说话,以至于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也大多在匿名的前提下进行。

 如果不是因为他们的父亲,“富二代”不会如此轻易地拥有财富。但同样,如果不是因为父亲,他们或许可以更加自由地追求自我,躲开接班的矛盾、复杂的政商关系,以及全社会灼热的目光。

 我的父亲母亲

 陈斌的父亲下海前是浙江沿海一座小县城里的体育老师,身高1.8米,体格健硕,不苟言笑、不怒自威。

 上世纪90年代初,其父亲开始跑长途客运时,陈斌还在念小学。那时,他家是负资产,父母经常需要筹钱。有关这段时光,陈斌尤其记得母亲吃过的苦,她经常整天守在车站里卖票,饿了就啃几口冷馒头。

 陈斌的母亲早年丧父,家境贫寒,因为老师反复劝说而免于辍学。陈斌觉得,幼时的经历让母亲怀揣着强烈“改变命运”的愿望,甚至于如今50多岁的她依然维持高强度的工作,“偶尔停下来就会像傻子一样不知所措”。

 黄晴的父亲也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闯荡上海。初时,他与亲戚合开了一家公司,但不久后倒闭。为东山再起,他转而承包工地。

 黄晴或许是中国最早一批的留守儿童。在读高中之前,她只有在每年的寒暑假才能和妈妈一起到上海找爸爸。

 这种相聚通常是黄晴所有在上海打拼的亲戚一起回到老家与亲人团聚,而他们一家三口很少单独相处。

 久而久之,幼时的黄晴觉得,父亲是繁忙而陌生的,他对自己以及母亲的关怀全都是通过一部电话。而她那时所不知道的是,破产的父亲非常落魄。在接到人生中的第一个工程之前,他蜗居在狭小而又破旧的棚户房里,大夏天不舍得坐带空调的公交。

 等黄晴上了初中,她可以明显感受到父亲越来越富有,而代价是父母的婚姻亮起了红灯,最终在多年后破裂。

 初中毕业后,黄晴被父亲接到上海读书。尽管父女俩住在一起,但他们的相处时间依然很少。通常一大早,她上学,他上班,而晚上,他总是很晚回家。

 对于应酬,黄晴毫不陌生,因为,父亲的建筑公司主要承接政府单位的基建、员工宿舍等配套项目,捋顺关系是他的重要工作之一。

 小时候的假期,黄晴和母亲来到上海,父亲常常带着她们,约上一些领导以及他们的家人,“像朋友一样外出郊游”,这是黄晴印象中的“建立关系”。

 稍大一些的黄晴不愿再与父亲一同出现在饭局上,她有时像一个局外人,不远不近地看着觥筹交错中的父亲。有时,黄晴会很心疼,因为,他一杯一杯地喝酒,喝完吐,吐完再喝。有时,她又感到痛苦,“尤其看到父亲小心翼翼地说话、点头哈腰地对领导陪笑”。但同时,她又会想起父亲常说的一句话,“弯下腰是为了更好地抬起头。”